杨英咏很小就跟随父母从老家重庆来到昆明，父亲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母亲在客运站干活，日子虽说清苦，倒也安宁。他上小学三年级那年，母亲蹬三轮送货时不小心从车上摔下，视网膜脱落，双目失明。她原本患有类风湿病，这一来雪上加霜，身体彻底垮了。全家只得靠父亲一个人的收入艰难度日。
　　父亲开始不喜欢这个家，常常几天不见人影。2003年9月的一天，父亲说要出门打工，之后就再也没有音信。
　　那天晚上，小小的杨英咏抹干泪水，对自己说：“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养活妈妈!”他找来几块木板，做了一个擦皮鞋的小木箱，每逢周末，便背着小鞋箱上街给人擦皮鞋，擦一双鞋能挣一角钱。平日里他就到垃圾箱拣一些别人扔弃的塑料瓶等废品，卖给废品收购站。平均下来，他一天能挣2元到3元钱，除去缴纳每月100元钱的房租水电费外，他和妈妈两人每月的生活费仅有6元钱。他们的饭碗里一年到头顿顿是土豆菜叶子煮稀饭，偶尔炒上一小瓶炸酱，能吃一个月。他从没有吃过零食，从没有添置过新衣服，即使冬天，他也只穿着一件破旧的T恤和校服。
　　刚刚12岁的他学会了做饭、洗衣服、拖地；学会了傍晚到菜市场用5角钱买回一堆干瘪的“处理”菜；学会了照顾妈妈吃喝拉撒的全部日常起居。
　　2004年秋天，杨英咏小学毕业，不久，他接到了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注明报到时要交200元学费，那个下午，他和妈妈几乎没有勇气踏进校门。最后，妈妈说：“你自己拿主意。”他想了很久，对妈妈说了一句话：“我一定要靠读书才能走出来，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他牵起妈妈的手，走进了学校。
　　虽然鼓起了勇气，但他和妈妈只能站到教室走廊拐角处，这时一个女老师走过去，问了一句：“你是杨英咏?”母亲几乎流泪了：“老师，我们没钱交学费，能不能让孩子先进来……”蒋老师看着没有说话，只是瞪着一双大眼睛直直地望着老师的杨英咏。她心里很痛。她把母子领进办公室，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为杨英咏缴纳了学费。
　　杨英咏成了课堂上学业优秀的学生。他喜欢数学，也喜欢作文，那文字里透出的成熟远远超出一般的初一学生。
　　2005年春节，初一吃过晚饭，外面响起热闹的鞭炮声，杨英咏想让妈妈也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便搀扶着她走到屋外看烟花，他突然想到燃放过的烟花可以收集起来卖些钱。于是，他冲下楼去，大街小巷地跑，一直跑到夜里11点多，拖回了一大袋子“战利品”，过年后他拿去卖了180多元钱。新学期开学，他把这些钱和平时攒的钱凑成200元兴奋地拿给老师交学费，老师大惊，一问，才知道了这些钱的来历。那一天，老师的印象中，杨英咏笑得无比灿烂，可爱极了。
　　然而，家庭的苦难依然继续着。
　　2005年10月开始，杨英咏的母亲因长期营养不良，开始浮肿，最后发展到吃不下任何东西。医生检查后，下了病危通知书，上面写着：系统性红斑狼疮、肾衰竭。
　　和班主任一起赶到医院的杨英咏拿着医院的通知书，一下子懵了。他不懂什么叫红斑狼疮，便他知道肾衰竭，学校曾有一个女生就是因为这种病死了。蒋老师尽量镇静地对他说：“现在救你母亲的惟一办法就是把你的困难告诉全班同学甚至更多的人，只有依靠大家，你的母亲才有希望!”杨英咏低下了头。
　　这天晚上，杨英咏躺在妈妈的身边，一夜没有合眼，想到这个世界上最关心、最疼爱自己的人可能会抛下自己而去，他无声地哭了，泪水打湿了妈妈脚边的床单。
　　蒋雁林老师决定让他和同学们做一次交流。周末，她主持召开了一次特殊的班务会，让全班同学公开讨论杨英咏的遭遇。会议以杨英咏答记者问的方式回答同学的提问。老师鼓励他，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提问率真热烈，回答坦诚勇敢。
　　有一位男同学问：“你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失去了许多同龄人应该享受的幸福，那你有什么得到吗?”
　　杨英咏回答：“我的家庭让我失去了父爱，失去了母亲的照顾，但是我却从中得到了在困难中站起来的勇气，得到了更多的一些对于生活的理解。”
　　那天，同学们为他的回答把手掌都拍疼了。
　　学习上，杨英咏始终保持着班级前5名的成绩；篮球场上也从不缺少他的身影。杨英咏成了全班同学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初一下学期选班长，他以高票当选。他曾在2005年第十届世界和平书画展国际青少年书画评奖中获金字塔银奖；在全国中学生作文竞赛中获三等奖；还多次荣获昆明市五华区“雏鹰少年”的称号。
　　或许苦难使杨英咏失去得太多，包括像他这么大的孩子常常有的各式各样的不切实际的梦想。他成熟得有时让人心痛。然而，他因苦难而失去，更因苦难而获得。